编者按：
5月30日下午，由中国人权研究会指导、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华中科技大学人权法律研究院主办的“疫情防控中的中西方人权观比较”国际视频研讨会在华中科技大学召开。会议作为中国人权研究会“全球疫情防控与人权保障”系列国际研讨会的第四场，共有来自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联合国人权高专办驻几内亚办事处、奥地利、荷兰、英国、巴基斯坦、尼泊尔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四十余名著名人权专家、管理者参加了线上研讨。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李云龙教授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体现出的生命价值观差异”为题进行汇报。李云龙教授指出，在面对新冠肺炎这样严重的疫情时，世界各国在如何维护生命权和健康权的问题上表现出显著的生命价值观差，也因此呈现了不同的结果。
生命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和文明的载体。自古以来，人类都高度重视自身的再生产和生命的维护。珍视生命、守护健康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中国古代素有“重生”、“贵生”传统，认为天地之间“人命最重”、“寿为最善”。孟子认为，爱护生命是人天生的本性。如果有人忽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面去了，必然会产生恻隐之心，把他拉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称扬人的价值，认为人是一切存在的中心，是一切价值的终极来源。布鲁纳多.拉蒂尼说：“上天下地万事万物都是为人造的，而人是为人本身造的。”人使一切存在具有了意义，规定了其他存在物的价值。作为一个种类，人高居于一切生物之上，具有任何生物都不具备的尊严和价值。后世的欧洲启蒙思想家更进一步认为，人是最高目的，不能仅仅被当作手段看待。每一个人都有维护生命的权利，生命权是第一位的人权。美国《独立宣言》认为生命权是造物主赋予的不可转让的权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重视生命的价值观念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生命权成为基本人权。《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这是对生命权的更积极规定。毫无疑问，在21世纪的今天，重视生命、保护生命和维护健康是所有国家和人民共同持有的信念。
但是，面临新冠肺炎这样严重的疫情，在如何维护生命权和健康权的问题上，世界各国仍然表现出显著的生命价值观差异。有的国家坚持生命绝对优先，不计代价地保护和救治每个生命。有的国家重视群体，以牺牲部分生命为代价保护大多数人的生命。有的国家更关注救治生命的成本，强调要在生命救治与经济代价之间保持平衡。这些生命价值观差异充分表现体现在各国的疫情应对策略中。
第一种生命价值观的特点是坚持生命至上，努力拯救每一条生命。这种生命价值观表现在抗疫措施中，就是采取全面隔离+全力救治的策略。传染病的危险在于传染。在无法消灭病源的情况下，根本的应对之策就是实行隔离，阻止病毒传染。这是传染病防治的常识。理论上说，只要所有人都停止跟其他人的来往，疫情就会结束。但是，这在现实中很难做到，因为一味完全隔离意味着社会经济活动的彻底停顿，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也可能因饥饿、营养不良以及缺医少药造成更多的死亡。因此，实行最大限度的隔离并增强救治力度，就成为最现实的政策选择。这是许多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的做法，中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疫情发生以后，中国政府把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作为关键着力点，做出武汉封城的重大决策，并全面严格管控湖北省人员外流。多省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机制，许多地区暂停运输服务，控制人员流动，推迟节后复工复产时间。各地广泛的封路、封村、封社区措施造成全国范围的“停摆”，长期高速运转的中国社会突然按下了暂停键。为了拯救生命，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8%，是改革开放首次出现的负增长。
第二种生命价值观的特点是聚焦整体，牺牲一部分人的生命，换取绝大多数人的生命安全。这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就表现为群体免疫策略。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community immunity）是指一个社会中相当大比例的获得免疫力，就可以使其他没有免疫力的人因此受到保护而不被传染。拥有抵抗力的人的比例越高，易感个体与受感染个体间接触的可能性便越小。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朗斯表示，约60％的英国人感染新冠病毒，就可以使英国形成“群体免疫”。在形成群体免疫过程中，会导致大量感染和相当多的死亡。通过有效的医疗救治，可以将病亡率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这种疫情应对策略的典型代表是瑞典。疫情发生以来，瑞典采取不封城、不强制社交隔离措施和不进行大规模检测的抗疫政策，基本维持了国内社会经济活动。政府要求易感人群，如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自愿居家隔离。轻症患者在家休息，自动康复。重症患者送医院治疗，全力救治。随着疫情发展，瑞典政府发布了社交距离指南，不鼓励不必要的旅行，建议70岁以上的人待在家里，并且禁止50人以上的集会，禁止探访养老院，但学校、餐馆和购物中心依然开放。瑞典的群体免疫策略的主要代价是死亡病例较多。
第三种生命价值观的特点是重视保护生命的经济成本，力求在拯救生命与维持经济正常运行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这种观点认为，保护生命是有代价的；通过减少经济活动来遏制病毒的政策，可以减缓病毒发展并降低死亡率，但也带来更大的经济代价；如果实行严格隔离政策，中断经济活动，尽管可能减少感染带来的死亡，但可能增加饥饿和贫困造成的死亡。因此，应对新冠疫情也不能不计成本，不能不惜一切代价，不能造成社会经济活动全面停顿，而要采取适度的措施，把经济成本控制在合理水平。这种疫情应对方法的典型代表是美国。在疫情出现早期，由于担心对经济和股市的负面影响，美国一直不愿意采取严厉的隔离和封锁措施，导致疫情迅速扩散。当疫情暴发、不得不进行一段时间的隔离后，在每天新增确诊病例超过2万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仍然坚持推动复工复产。早在3月下旬，特朗普就反复要求复工。他说：“我们的人民希望重返工作岗位”，“防控措施不应该比问题本身更糟（糟很多）”。目前，美国疫情仍然持续在高位运行，但多数州已经解除封锁，前景并不乐观。尽管如此，特朗普重启经济的决心依然坚定。他说，即使第二波疫情到来，他也不会重新进行封锁。
三种生命价值观指导下的三种疫情应对方式，产生了三种明显不同的结果。以生命优先、生命至上为指导原则的中国抗疫行动，已经全面胜利，基本控制住疫情。4月7日武汉解封，标志着中国抗疫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到5月21日，中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2971例，累计死亡病例4634例。无论从感染人数还是从死亡人数说，中国应对效果都是比较好的。如果考虑到中国是在对新冠病毒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开始应对的，那么，中国的应对效果应该得到更高的评价。实行群体免疫的瑞典，尽管基本保持了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但在牺牲很多生命的情况下，至今没有形成群体免疫，且感染和死亡病例仍在持续增加。截至5月22日，瑞典新冠肺炎死亡3871例，每百万人死亡387人，比采取严格封锁措施的北欧邻国高十几倍，百万人口死亡率甚至高过目前疫情最严重的美国。高度关注救治生命成本的美国，对疫情持机会主义态度，时刻考虑抗疫措施的成本，游移于封锁与不封锁之间，结果既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停摆，又付出重大生命代价。新冠肺炎暴发以来，美国累计有近4000万人失业，失业率升至17.2%。截至5月22日，美国新冠肺炎累计死亡94566例，每百万人口死亡300多人。美国应对效果最差。
李云龙，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中国人权研究会第四届全国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民族学会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为人权问题、国际关系等，主要著作有：《人权问题概论》（1998）、《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1998）、《民主、自由、正义、人权》（2003）、《中美欧三边关系研究》（2009）、《台海危机管理研究》（2010）等。
